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南端，扼守马六甲海峡的出入口，拥有世界上的第二大港口新加坡港。新加坡虽然只独立了半个多世纪，但凭借着几任领导人的励精图治，已经发展成为东南亚地区经济最发达、社会最稳定的国家。新加坡是亚洲四小龙之一，是世界第四大金融中心。新加坡还是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的主要成员国，是东盟组织中唯一一个与中国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沿线国家。[陈佳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新加坡的影响》，《改革与开放》，2018年第18期]

新加坡面积较小、资源匮乏，是经济依赖国际市场的外向驱动型经济体。新加坡的支柱产业包括：国际贸易，加工业(主要包括制造业和建筑业）和旅游业。新加坡是东南亚最大的海港和转口贸易中心，也是国际金融中心和航空中心，因而国际贸易发达。加工业方面，制造业产品主要包括电子产品、化学与化学产品、炼油等部门，新加坡是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同时，经过政府与各经济组织强力合作，新加坡的旅游业发展得很快。新加坡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位列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第九名[ 数据引自数字经济论坛、阿里研究院和毕马威联合发布的《2018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同时，2018年新加坡被评选为世界最创新经济体的第5位。[ 数据来源于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政府还着力投资设计打造一站式的科技商务研发中心，为银行、科技巨头和大学的开放交流创造良好便利的空间环境，加强了这些机构之间的联系。

2019年，面对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外部市场需求疲软、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等多重不利因素，新加坡经济数据也步履维艰。2019年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0.8%，远低于2018年3.2%的增长率，也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新低。同时，新加坡2019年非石油国内出口额连续多月出现同比下降[ 《制造业萎缩GDP创新低 新加坡经济饱受外部冲击》，《中国新闻网》，2020年1月7日]。另外，经济不景气抑制了消费者的消费预期，商品零售业总额下降9%左右。贸易上，自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计划的提出，中国与新加坡的贸易合作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从商品结构来看，中新双边贸易以劳动密集型工业制品为主。中新自贸协定签订以来，我国对新加坡的投资规模飞速发展。由2007年的3.98亿美元到2018年的35.5亿美元，十二年间直接投资总额增长了8.92倍。[刘光辉：《“一带一路”发展下中国和新加坡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对外经济贸易》，2019年7月]受“一带一路”战略的影响，我国对新加坡的投资重点聚集在贸易、石油、航运以及电力等行业，近几年来在金融、管理和信息咨询方面的投资合作也开始起步。

在政治体制方面，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推行有一定民主性的权威主义体制。以多党民主体制为外壳，实际上是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权威体制。这种独特的政治体制就是国家既实行权威主义体制，又在方方面面体现民主性，将威权与民主更好地融合起来。虽然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一党长期执政，但是其清廉程度之高、执政时间之长在世界政党中也是为数不多的。迄今为止，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塑造了闻名世界的“新加坡模式”。 

目前新加坡的公共交通系统由地铁、轻轨和公共汽车三部分组成。新加坡陆交局确保地铁和公共汽车能够最大限度相互配合，整体提升公交系统的效率和便利程度，从而促使新加坡公共交通形成一体化发展局面。[沙永杰，纪雁，陈婉婷：《新加坡公共交通规划与管理综述》，《国际城市规划》，2018年11月]由于新加坡政府严格限制私人汽车总量，大部分新加坡人很难拥有私人汽车。

截止2019年6月，新加坡65岁及以上的老人占比为16%，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据新加坡国家人口及人才署公布的《2019年人口简报》数据]。终身健保计划是强制性的医疗保险制度，帮助新加坡人支付大额住院费用和门诊支出，并提供终身医疗保护。医疗保障体系中还包括自愿性的私人综合健保计划和乐龄健保计划。[施文凯，李珍：《责任边界视角下新加坡老年人长期照护保障制度筹资体系研究》，《社会保障研究》。2018年第6期]医疗卫生方面，新加坡拥有亚洲药品制剂中心、世界领先医疗集团以及医疗人才全球整合能力。新加坡80％的医院急性服务由公立部门提供，保健服务由市场主导；而在术后护理部门（如养老院、社区医院和临终关怀院），服务主要由志愿型的福利组织来提供，其中大部分机构享受政府补贴。[朱凤梅：《新加坡养老保障体系：制度安排、政府角色及启示》，《社会政策研究》，2018年1月]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促进种族和谐是政府治国的核心政策。新加坡深受英国殖民政治和文化以及国际移民历史的影响，是一个糅合了东西方文化但以华人为主导的多种族社会。出于种族和谐的需要，新加坡政府全力建构“新加坡人”的国民身份认同。由于20世纪80年代末，新加坡面临科技人才紧缺和自然人口增长率急剧下降的严峻挑战，新加坡政府紧急调整经济和移民政策，通过设立奖学金，实施放宽外籍专业人士移居新加坡等人才制度保障政策，吸纳世界各地的人才。[韦倩青、宋丹：《新加坡数字经济发展经验对广西的启示》，《广西经济》，2019年第9期]宽松的国际移民政策导致新加坡人口快速增长，非本土出生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扩大。

新加坡政府发表的2017年人口政策白皮书提出要在2020年将新加坡人口增加到600万，2030年增至650万到690万水平。为达此目标，除鼓励本国公民多生育外，每年还会引进1.5万至2.5万新移民成为公民，并批准3万名外籍人士成为永久居民。新加坡政府目前面临的困境是一方面要应对本国公民日益高涨的反移民浪潮，另一方面又要处理因为要维持经济增长必然产生的对外来劳力的依赖。[王江雨：《小国必也寡民乎—新加坡的移民政策困境》，2013年5月]而根据新加坡《2019年人口简报》公布的数据来看，截止2019年6月，新加坡的总人口570万。其中，新加坡公民人口为350万，年比增长0.8%。而永久居民（PR）有53万人，人数相比较2018年的52万人来说，依然处于稳定状态。新加坡居民（公民+PR）总人口，年比增长也为0.8%（见图一）。

图一：新加坡2019年总人口比例图及近十年人口增长趋势图

从新加坡不同族群的出生率来看，华族出生率是三个主要种族中最低的，仅为0.98，印度族出生率为1.00，马来族的出生率为1.85，另一方面，华族占新加坡人口比例提高，从2009年的74.2%提高到74.4%（见图二）。华族出生率最低但占人口比例却提高，说明新加坡的移民政策奏效，或许印证了过去10年，越来越多华人移民到了新加坡。

图二：新加坡各族人民占人口的比例[ https://www.yan.sg/20109nianxinjiaporenkoujianbaochulu/]

不过，与二战之前的移民潮不同的是，1990年到2010年的这些移民并非被迫出洋讨生活，而是以高学历、高能力者为主，不乏企业家、学者、专业人士、艺术家等。另一不同是，早年移民主要来自闽粤琼等地，极少数来自浙、沪，而本次移民潮则来自中国大陆各地。这些华人新移民的到来，大大丰富了新加坡传统华族文化的内涵和形式。

自李光耀以来，推广“亚洲价值”成为新的国家认同资源。新加坡作为一个历史上由移民聚合而成，至今仍高度接受移民的国家，其国家认同的建立仍需谨慎处理移民与母国的关系。其中，博物馆作为一个族群再现的想象机构，呈现出一种化差异为整体的内在包容性，使博物馆成为新加坡现代国家建构的权力表征。[关昕：《移民、族群与国家：新加坡华人主题博物馆的建构与想象》，《民族艺术》，2019年2月]族群在博物馆的再现，既体现着当下与未来导向的族群文化的延续与再创造，也体现了一种母国各异的新国民建立同为“新加坡人”共识的反馈与应对。教育方面，目前新加坡实行以价值为导向、学生为本的全人教育，强调学校、家庭和社会协同育人，可在很大程度降低“分流”和“精英教育”带给学生的压力和心理负担。[梅新娣，马正海：《浅析新加坡创新教育的特色和不足之处》，《国际教育及交流》，2019年9月]然而，一些国家的移民子女虽然具备超高端筛选的优势，却缺少主流社会所拥有的资源和社会网络的支持。同时，移民身份对教育机会和资源的限制也使移民子女在教育竞争中处于劣势。[周敏，王君：《中国移民的教育期望及其面临的 挑战、制度限制和社会支持——以美国和新加坡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

基于历史、种族和文化的因素，加上1990年以来新加坡与中国日益紧密的关系，中国移民人口大幅增长，这些移民大多数是已获得永久居民身份或加入新加坡国籍的中国留学生、技术人才和投资移民。[周敏，刘宏：《海外华人跨国主义实践的模式及其差异——基于美国与新加坡的比较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3年第1期。]然而，中国移民的大量涌入对新加坡当地社会的就业、住房、交通、教育和医疗保健等造成了冲击，引起了本地人的不满和排外情绪。一些新加坡华人视中国移民为“他者”（the other），既不同于本地华人，也不同于来自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华人移民。在新加坡，中国移民作为“他者”已处于弱势地位，备受社会歧视。近年来，新加坡移民政策迫于公众压力逐年收紧，根据移民的教育、职业、收入、居住年份等因素严格区分他们在教育、住房、职业等方面的福利与机会，给新移民的移居和适应设置了更多结构障碍和制度性约束。再加上跨国隔代抚养现象在新加坡中国移民家庭中非常普遍，这种三代共同生活的家庭代际关系更为复杂。[周敏，王君：《中国移民的教育期望及其面临的挑战、制度限制和社会支持——以美国和新加坡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